民国初期张相文塞北之行与草原丝绸之路
王健;
摘要(Abstract)：
张相文是晚清民初中国科学地理学科的开创者之一,既深谙传统史地文献,也努力自学西方地理科学,特别重视地理考察,取得了突出成就。民国三年(1914年)张相文塞北行,只身考察内蒙古河套地区,对北京至河套五原段的近代状况作了详细的描述。这条线路应属于历史上的草原丝绸之路东段分支,作为近代中国学者独立探察草原丝绸之路部分线路的早期实践,这次考察所涉及的草原丝绸之路从北京往河套的交通及其在近代的状况,对研究丝绸之路在近代的变迁与开发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KeyWords)： 民国初期;张相文;塞北之行;草原丝绸之路;河套
基金项目(Foundation):
作者(Authors): 王健;
DOI: 10.16091/j.cnki.cn32-1308/c.2017.01.020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参阅以下相关文章及文集其他文章:林超《中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张相文和中国地学会》(原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1卷第2期);张天麟《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纪念“中国地学会”成立七十周年》(原载《历史地理》1982年创刊号);宋春青《学习和发扬张相文的爱国主义精神》;曹婉如《张相文与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萌芽---纪念张相文逝世五十周年》(原载《地理学报》1983年第38卷第3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泗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室:《泗阳文史资料》第5辑,《纪念张相文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专辑》,1987年;宋春青《张相文在中国现代地质学萌芽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泗阳县委员会编:《中国近代地理学奠基人张相文》,《泗阳文史资料》第1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按:上述文献多属通论性论述,对张氏学术的全面、深入的专业性分析尚不充分。值得指出的是最近20余年来,相关的研究新成果较少。
- (2)林超指出,张氏代表作《地文学》开风气之先,将生物界引入自然地理学研究范畴,极有眼光,很难得,时至今日,仍有参考价值,这在当时国际地理学界,唯西姆帕尔和马东南有相关著作。
- (3)张相文:《民国丛书》第五编《南园丛稿》(上下),上海书店,1929年,影印《民国丛书》本。
- (4)张相文在现代地理学奠基人的地位,也是在1979年中国地学会成立七十周年时,由北京大学地理林超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张天麟教授等撰文发表后才确定的,之前一直以1921年竺可桢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创办地学系开始的,奉竺可桢为奠基人。“而对时间比这稍早一些的张相文和中国地学会在中国地理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则很少涉及。”(参见曹婉如《张相文与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萌芽---纪念张相文逝世五十周年》(原载《地理学报》1983年第38卷第3期)
- (5)张星烺《张相文年谱》(节录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泗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泗阳文史资料》第一辑,1983年,第115页。该年谱原名《泗阳张沌谷居士年谱》,男星烺敬述,收入《南园丛稿》卷二十四,原文2万字,节录本仅6000字。
- (6)白朗起义发生在民国二年(1913年),1913年(民国二年),美国人华尔纳第一次到中国,为商议在北京开办考古学校事宜,偕夫人游历了上海、洛阳、大同、西安等地。“十年前,我曾历尽千辛万苦到这儿来过,但土匪头子白狼的部队封锁了这条路,西去游历者只能到此止步。”1923年,他再到西安,才实现了穿越这条线路到甘肃敦煌的愿望。参见[美]兰登·华尔纳《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姜洪源、魏宏举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8页。中国人陈万里1925年随华尔纳完成了西北旅行,并详细记录了沿线情况,著有《西行日记》。[美]兰登·华尔纳:《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姜洪源、魏宏举译,附录二《西行日记》(陈万里)。
- (7)谢彬:《新疆游记》,杨镰、张颐青整理,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书中记录他1916年至1917年受财政部委派前往新疆、阿勒泰巡视,计划走此线路,但
- (8)王桐龄:《陕西旅行记》,收入王桐龄等《西北望---陕西新疆旅行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
- (9)《新疆公路交通史》第一册《近代公路》、《近代公路运输》,人民出版社,1992年。
- (10)王北辰:《古代居延道路》,《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收入《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
- (11)王北辰:《古代居延道路》,《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收入《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第57-80页。阳关道路、青海西宁道路,夏鼐有研究,经四川往长江下游的线路,冯汉冀有研究。而居延道路,王北辰则作了探索。
- (12)(13)(31)李孝聪:《孔道与平台:杀虎口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此据《杀虎口在历史上的孔道与平台作用---兼谈山西右玉的地缘政治形势》,载北京大学古代史研究中心网站。
- (14)(15)[英]扬哈斯本:《帕米尔历险记》,任宜勇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3-54、55页。
- (16)[匈]李盖提·拉约什:《黄色的神祗黄色的人民》,刘思岳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
- (17)(18)[匈]李盖提·拉约什:《黄色的神祗黄色的人民》,刘思岳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第51、52页。
- (19)[法]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耿昇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
- (20)(21)[法]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耿昇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第129、130页。
- (22)[瑞典]斯文·赫定:《丝绸之路》,江红、李佩娟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
- (23)台湾《传记文学》第四十一卷第六期刘绍唐主编的民国人物小传(刘恒萃稿)说:张相文于“民国三年作西北之行,至兰州、青海,探黄河源,游览名山大川,……”大误,此为原来的打算,后因变化而改变线路,到河套考察。《泗阳文史资料》第5辑,《纪念张相文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专辑》转载时编者按说文后另注说明,但对此错误没有纠正。
- (24)《塞北纪行》,《南园丛稿》卷四。
- (25)辛亥革命前,国内学者到西北旅行的很少,而西方探险家、旅行家和传教士则经常出入。如法国拉撒路派传教士古伯察,古伯察的西行线路是从张家口出多伦入察哈尔,与张相文走大同一段非一条线路,但到呼和浩特往西,有一段大致相同。不过,古伯察主要描述的是穿越鄂尔多斯(秦朝的河南地,亦即原伊克昭盟)、阿拉善,几乎是沿半月形地带前往西藏。而张相文重点在后套。
- (26)(36)董耀会:《长城的崛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5、125页。
- (27)[美]阿瑟·沃尔德隆著,石云龙、金鑫荣译:《长城:从历史到神话》中《地理与战略:鄂尔多斯的重要性》一节,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77页。
- (28)(29)(30)(32)(33)《天下郡国利病书·山西备录》(三),《顾炎武全集》(1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953、1827-1828、1945-1947、1948、1951-1952页。
- (34)《天下郡国利病书·北直隶备录上》(一),《顾炎武全集》
- (1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5-46页。
- (35)董耀会说:“雁北地区的民夫、商人们,习惯以今天大同为标界,称西面的杀虎口为‘西口’,东面的张家口为‘东口’,又称长城以内为‘口里’,以外为‘口外’,把走出杀虎口的商人或移民的行动,称作‘走西口’或‘走口外’。”《长城的崛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6页。
- (37)长城学者考察:“杀虎口东依塘子山,西傍大堡山,长城沿山岭由东北向西南延伸而去,像一个半月形,把杀虎口围在怀中。东西山岭两侧陡坡如壁,形势险要。苍头河由南向北流淌在其中,形成了一道长约3000米、宽约300宽的狭长走廊,构成了天然关隘,俗称‘二道边墙’,是相对山西与内蒙古交界处的那一道长城‘大边’而得名。”“二道边长城如长龙起伏于群山之巅,西踞黄河扼鄂尔多斯高原,北望河套阴山,可防蒙古诸部落骑兵南下,东面和南面与大边长城隔山相望,相互护卫着明长城的安全,是京师西北坚固的边防屏障。”(董耀会:《长城的崛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7-128页)
- (38)[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十一)卷125,《川渎异同二》,贺次君、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第5384页。
- (39)参见[清]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卷58,《议复河套》,中华书局,1977年,第887-898页。明朝初期,蒙古不知河套的重要性,亦未侵入。到景泰初,开始出没于河套。“国初,诸部遁河外,居漠北,延绥无事。正统以后,王骥等兵次甘肃,申明号令,河套以宁,然间亦渡河。继而守将都督王祯始筑榆林城,创沿边一带营堡墩台,累增至二十四所。岁调延安、绥德、庆阳三卫官军分戍,而河南、陕西客兵助之,列营积粮,以遏要卫。景泰初,犯延庆,不敢深入。”此时阿罗出掠边人以为向导,因知河套所在,不时出没,遂为边境门庭之害。”成化年间,毛里孩寇陕西。二年,杨琚上奏言“河套寇屡为边患。”百户朱长熟悉河套情况,以为“套内地广田腴,亦有盐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墩外种食。”已经有汉民屯田移民。正统年间,宁夏副总兵黄鉴奏,“欲在偏头关、东胜关黄河西岸地名一颗树起,至榆林、沟、速迷都六镇、沙河海子、山火石脑儿、鹻石海子、回回墓、红盐池、百眼井、甜水井、黄河沟,至宁夏黑山嘴、马营等处,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台。东西七百余里,实与偏头关、宁夏相接,惟隔一黄河耳。当时议者以为地平漫难据,已之。后总兵官石亨又奏,欲将延绥一带营堡移徙直道。实为万世防边之长策也。”于是朝廷内部便开始了守还是弃的争论。开始支持守的居多。大学士李贤:“河套与延绥接境,原非敌人巢穴。今毛里孩居处其中,出没不常。苟欲安边,必须大举而后可。乞令兵部会官博议,进兵搜剿,务在尽绝。”下兵部尚书王复与孙继宗等讨论后支持,明调兵遣将,准备征剿河套。当时蒙古是希望能商贸易,明帝不同意。于是毛孩度军进攻大同。又再次上书请求朝贡。都遭到拒绝,都御史王越:“河套水草甘肥,易于驻扎;腹里之地,道路旷远,难于守御。”七年(1471),主守。九年(1473),驱逐满鲁都、孛罗忽,时寇韦州,总督王越侦知其霉尽行,巢于红亍池,以为可攻取。于是总兵许宁、游击周玉等率轻骑,昼夜驰三百余里袭击之。斩三百余级,获杂畜器械甚众,尽烧其庐账而还。”蒙古自据以来,无岁不深入,杀掠人畜至数千百万。边兵寻将,莫敢谁何,徼所遣老弱又杀平民以上或,冒阶赏。巡按山西御史陈豪反对守河套。
- (40)参见[清]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七,《大同叛卒》,中华书局,1977年,第877-885页。三遣大将朱永、赵辅、刘聚出师,亦多效边故习。以是益横,内地且危。廷议的结果,“聚兵八万,糜资储无算,而师竟不出。后来报捷,“贼内失其孥,相与悲泣,渡河北去,患少弭。”弘治八年(1495),卷土重来,到河套驻牧。后河套逐步丧失。明正德元年(1506),总制三边杨一清说,位于偏关头的唐所筑的受降城据三面之险,当千里之蔽。但正统以来,舍受降而卫东胜,已失一面之险。又辍东胜以就延绥,则以一面之地遮千余里之冲,遂使河套沃壤为寇瓯脱,巢穴其中,而尽失外险,反备南河,此陕西边患所以相寻而莫之解也。“絃欲复守东胜。因河为固,东接大同,西接宁夏,使河套千里之地归我耕牧,开屯田数百里,用省内运,则陕西犹可息肩也。”因忤刘瑾而退休,事罢。嘉靖时,仍然无措。
- (41)[明]王士性:《五岳草游·广志绎》之《广游记·地脉》,周振鹤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广游记》原名《王太初先生杂志》,收在《五岳草游》中,周氏将《广游记》从《五岳草游》中移到《广志绎》中。
- (42)《年谱》,主要根据《塞北纪行》,《南园丛稿》卷四:“又闻白狼入陇西,破天水,宁夏戒严,不得已仍由北路而归,未达行程之半也。”
- (43)王同春的事迹,除了张相文撰写的小传,还可参见子罗《近代黄河后套的开拓者---王同春》,《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三卷《经济工商编,第961-964页。
- (44)[清]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卷58,中华书局,1977年,第887页。
- (45)李仪祉:《黄河上游视察报告》(1934年),收入李仪祉原《李仪祉水利论著选集》,黄河水利委员会选辑,水利电力出版社,1988年,第120、122页。
- (46)[民国]何丙勋:《河套图考》,陕西通志馆印行。
- (47)《清史稿》卷453,《贻谷列传》。
- (48)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三编第二章“农商水利及其他政务”中也记述此事。在《蒙地垦植方针》中张謇“又招五原县董事王同春到京,详询边荒水利,旋以证诸在京蒙古王公之所述,乃知蒙人对我感情之变异,滋可惧也。”(《民国丛书》第三编,73)张謇与张相文的意见是一致的,反对贻谷的作法。我政府应“声明蒙地当为蒙人世守,汉官不得侵夺;蒙地之愿招人垦,与人民之愿为垦地者,均听其使,尽除前清理藩院所施于蒙一切之苛例。”(第192页)
- (49)《泗阳张沌谷居士年谱》,张天麟、张海珊:《张相文与西通垦牧公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泗阳县委员会编:《泗阳文史资料第1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
- (50)他于民国三年游历鄂尔多斯旗时,在达拉特王府呆了三天,看到有蒙古人来此地募化者,类似游僧的,发现此人“常辨发常服”,询问后知道,他叫特尔罕。“乃守皇陵者也。”问何皇之陵,则曰成吉思汗。张很诧异,了解到皇陵离这里仅五六天的路程,便跟车前往探究。有人劝告说,“谓祭期已过,他无足观。且天气已暖,沙热蒸人如。”因不果行。就请特尔罕前来询问情况。“反复推询,尽得其详。归而考之载记,无不一一脗合。”“元陵之不可考久矣,中西史家聚讼纷纷,迄无定论。余乃得而确证之,亦足以破千载之疑团,而为地志历史中增一故实矣。”自信是解决了历史上的千年之谜团。(《成吉思汗陵寝辨证书》,《南园丛稿》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