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与现代化：一项关于土改的历史社会学分析Mig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A Historical Sociological Analysis on the Land Reform of P.R.China
李灏哲;李里峰;
摘要(Abstract)：
农民频繁流动及其导致的国家治理难题，是1949年后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重要背景之一。土地改革使众多农民从流动转向定居，结束了过去颠沛流离的生活，国家也得以重建与农民的政治联系，并通过各类新型组织强化了乡村社会治理。土地改革蕴含了解决流民问题、管控流动人口的治理逻辑，服务于在特定条件下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任务。
关键词(KeyWords)： 农民流动;国家管控;现代化;土地改革
基金项目(Foundation):
作者(Authors): 李灏哲;李里峰;
DOI: 10.16091/j.cnki.cn32-1308/c.2022.02.017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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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3)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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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徐勇、徐增阳：《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对农民流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 (19)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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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根据学术规范，本文对地名和人名进行了处理。
- (22)(35)(46)会宁县志编委会编：《会宁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04、21、189页。
- (23)(28)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74、277—279页。
- (24)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8页。
- (25)当时杨村农民对土地的计量方式是粗略的“多少石或多少斗麦的地”,即能播种多少小麦种子的土地，杨村“一石麦的地”约为70亩，农民对土地数目并没有今天这样精确到亩的概念。
- (26)赵冈：《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 (27)A.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6—28页；秦晖、金雁：《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语文出版社，2010年，第137—144页。
- (29)杨志仰和杨志雄均持此说，张灯认为七八十斤的亩产量有时达不到。刘克文认为麦子产量低，一亩麦子打几十斤，产量没上百的。
- (30)在杨村，30%的地租为惯例，称为“老三分”,在有些情形下可低至25%或20%。30%的借贷利息也为惯例，新中国成立前夕借贷利息上涨至50%、100%,先前的年利率这时甚至成为月利率，“驴打滚”利息非常重。全县的一般情况，可参见会宁县志编委会编《会宁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02页。
- (31)费孝通：《江村经济》(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41—150页；参见赵冈《永佃制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
- (32)(58)(60)访谈资料20160803YZY。
- (33)访谈资料20160122ZD。
- (34)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池子华、刘平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66页。
- (36)会宁县志编委会编：《会宁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28页。
- (37)“会宁县今冬明春土改实施计划”,1951年9月30日，甘肃省会宁县档案馆藏，案卷号：1951-10-2-2;彭永成回忆录(一),笔者收藏，第12页。
- (38)彭永成回忆录(一),笔者收藏，第16页。
- (39)(40)访谈资料20160120YZX。
- (41)访谈资料20160120YZX。据档案记载，梁长禄当时有30亩土地，典当来20亩土地全部出租。参见“减租工作总结汇报”,1951年3月14日，甘肃省会宁县档案馆藏，案卷号：1951-1-1-40。占有30亩地被受访者称为“没有几亩土地”,恰好表明杨村“薄田出大地”的特征。
- (42)陈家湾、张家湾、王家岔均为杨村的小地名。
- (43)(49)访谈资料20160820PYC。
- (44)访谈资料20160121YZY。
- (45)“会宁县六区YL乡土改前后各阶层土地占有统计表”,1952年5月21日，甘肃省会宁县档案馆藏，案卷号：1952-1-27-72。表中土地折合面积不等于实际面积，实际面积等于川地、平地、上山地、下山地等几类土地直接相加之和，折合面积大约相当于实际面积的60%～70%。
- (47)“带”是一种以特定土地上的农作物收获权支付受雇佣者的工钱、介于租佃和雇佣之间的经济关系。这些土地一般面积不大，可以用主家的耕牛耕作，多为“三五亩，一半垧”,土地上的收成有的全数归雇农所有，有的地主还要提取三分(30%)的分成地租。若雇农离开主家，则土地收回。雇农本人吃住全在主家，所“带”土地上的收成主要用于雇农家属的生活。
- (48)(62)访谈资料20160126HFY。
- (51)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4—197页。
- (52)费孝通：《江村经济》(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8—29页。
- (53)有些文献写作“北里”,因为当地方言“lai”“lei”一般对应“里”的意思。此处写为“来”也能讲通，故从读音。参见秦安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秦安县志》(上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5页。
- (54)(55)公安部户政管理局编：《清朝末期至中华民国户籍管理法规》,群众出版社，1996年，第70、77—78页。
- (56)访谈资料2016080YZ。
- (57)1944年修《平凉县志》,转引自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甘肃省志·人口志》,甘肃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189页。
- (59)参见会宁县档案馆1951年1号全宗中的6号、10号、12号、13号、14号、15号、16号、17号、18号、19号、20号、21号、23号等案卷，1952年1号全宗中的1号、2号、3号、7号、10号、17号、18号、19号等案卷。
- (61)访谈资料20160121ZYZ。
- (64)费孝通：《禄村农田》,载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69—77页。
- (65)费孝通曾细致分析了农民靠劳动积蓄购买土地所面临的困难。参见费孝通《禄村农田》,载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1、176—177页。
- (66)江立华、孙洪涛：《中国流民史》(古代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
- (67)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90—96页。
- (68)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中华书局，2017年，第250页。
- (69)冯尔康：《序——简述清代历史的特点》,载杜家骥《清朝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页；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 (70)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