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益圈·受苦圈论的理论构成及当下意涵The Composition of “Sphere of Benefit/Sphere of Suffering” Theory: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a Japanese Theory i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堀川三郎;夏多曼;朱安新;
摘要(Abstract):
受益圈·受苦圈论是日本环境社会学的原创理论之一。受益圈·受苦圈概念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日本新干线公害问题研究,此后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中层理论。这一理论着眼于环境问题中受益圈与受苦圈的形态分布,即包括相关群体和相关区域在内的受益圈与受苦圈是否重叠。当受益圈与受苦圈重叠时,环境问题带来的损害后果容易得到关注和接受,有利于促进问题的解决。但是当受益圈与受苦圈之间发生错位甚至分离时,环境问题及其损害后果所具有的复杂性,则会使问题难以呈现与解决。在受益圈与受苦圈不重叠分布的情况下,基层自治体无法为受害群体充分发声,使得受害群体的权益维护在深层结构上处于不利地位。受益圈·受苦圈论清晰地描绘了环境问题中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有助于大型开发项目的公共性探讨及具体问题的解决。受益圈·受苦圈论对于环境正义重建与环境问题中的公共性理论构建等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KeyWords): 受益圈;受苦圈;环境问题;公共性;大型开发性项目
基金项目(Foundation):
作者(Authors): 堀川三郎;夏多曼;朱安新;
DOI: 10.16091/j.cnki.cn32-1308/c.2022.03.021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①参见Sen,Amartyá K.,Inequality Reexamin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载池本幸生、野上裕生、佐藤仁訳《不平等の再検討——潜在能力と自由》(岩波現代文庫G393),岩波書店,2018年,第1—52页。
- ②因此舩桥说这个概念“并不是特定哪一个人的提案,而是共同研究的成果”。参见舩橋晴俊《環境問題の社会学的研究》,载飯島伸子、鳥越皓之、長谷川公一、舩橋晴俊編《環境社会学の視点》(講座環境社会学 1),有斐閣,2001年,第57页。实际上,虽然参与研究会的成员有舩桥晴俊、长谷川公一、梶田孝道,但是应该承认发挥了最核心作用的是舩桥晴俊。参见梶田孝道《テクノクラシーと社会運動——対抗的相補性の社会学》(現代社会学叢書 15),東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第28页;海野道郎《現代社会学と環境社会学を繋ぐもの——相互交流の現状と可能性》,载飯島伸子、鳥越皓之、長谷川公一、舩橋晴俊編《環境社会学の視点》,(講座環境社会学 1)有斐閣,2001年,第164页。另外,由于多位成员各自独立开展研究,(理论概念是)经由多人的思考讨论而形成,所以要明确诞生时间也比较困难。事实上应该说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一段时期。另可参照角一典《受益圏/受苦圏概念に関する省察——可能性と課題》,《北海道教育大学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編》2003年第53巻第2号,第79—89页。
- ③参见舩橋晴俊、長谷川公一、畠中宗一、勝田晴美《新幹線公害——高速文明の社会問題》(有斐閣選書749),有斐閣,1985年,第315—316页;梶田孝道《テクノクラシーと社会運動——対抗的相補性の社会学》(現代社会学叢書 15),東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第28页;茅野恒秀、湯浅陽一編《環境問題の社会学——環境制御システムの理論と応用》,東信堂,2020年,第80页。
- ④参见舩橋晴俊、長谷川公一、畠中宗一、勝田晴美《新幹線公害——高速文明の社会問題》(有斐閣選書749),有斐閣,1985年。
- ⑤舩桥晴俊也有相关表述,认为“受益圈和受苦圈概念的形成,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发生的新干线公害以及垃圾处理厂建设等地方环境议题,尤其是公害问题的案例研究”。参见舩橋晴俊《受益圏·受苦圏》,日本社会学会社会学事典刊行委員会編:《社会学事典》,2010年,第752页。
- ⑥参见鳥越皓之《環境社会学》(放送大学教材12486-1-9911),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1999年;舩橋晴俊、宮内泰介編《環境社会学》(放送大学教材1837613-1-0311),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2003年;鳥越皓之、帯谷博明編《よくわかる環境社会学[第2版]》,ミネルヴァ書房,2017年;堀川三郎《受益圏と受苦圏》,友枝敏雄、浜日出夫、山田真茂留編:《社会学の力――最重要概念·命題集》,有斐閣,2017年;長谷川公一、浜日出夫、藤村正之、町村敬《新版社会学》(New Liberal Arts Selection),有斐閣,2019年。
- ⑦(20)(24)(27)(28)(29)(37)参见舩橋晴俊、長谷川公一、畠中宗一、勝田晴美《新幹線公害——高速文明の社会問題》(有斐閣選書749),有斐閣,1985年,第315、14、177、246、262、240、39页。
- ⑧⑨⑩(14)(15)(17)(30)(31)(32)参见梶田孝道《テクノクラシーと社会運動——対抗的相補性の社会学》(現代社会学叢書 15),東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第vi、v、28、10、11、46—48、256—257、55—53、263页。
- (11)参见舩橋晴俊《組織の存立構造論と両義性論——社会学理論の重層的探究》,東信堂,2010年;茅野恒秀、湯浅陽一編《環境問題の社会学——環境制御システムの理論と応用》,東信堂,2020年。
- (12)(13)(22)舩橋晴俊:《受益圏·受苦圏》,日本社会学会社会学事典刊行委員会編:《社会学事典》,2010年,第752、752、752—753页。
- (16)当然,这里的需求A和需求B是相互关联的,没有理由非要在毫无关系的需求之间找出问题。文中所指的正是想要利用新干线实现快速移动(需求A)和希望免受新干线噪音与振动烦扰安静生活(需求B)这样两个互相密切关联的需求。
- (18)参见堀川三郎《受益圏と受苦圏》,友枝敏雄、浜日出夫、山田真茂留編:《社会学の力――最重要概念·命題集》,有斐閣,2017年;堀川三郎《なぜ原発は東京にはないのか?》,友枝敏雄、山田真茂留、平野孝典編:《社会学で描く現代社会のスケッチ》,株式会社みらい,2019年,第105—113页。
- (19)舩橋晴俊:《社会学をいかに学ぶか》(現代社会学ライブラリー 2),弘文堂,2012年,第41页。
- (21)名古屋新幹線公害訴訟原告団編:《静かさを求めて25年——名古屋新幹線公害たたかいの記録》,名古屋新幹線公害訴訟弁護団,1991年,第31—36页。
- (23)重合的情况可以称之为“主体内部矛盾”,而分离的情况可以称为“主体之间矛盾”。梶田孝道:《テクノクラシーと社会運動——対抗的相補性の社会学》(現代社会学叢書 15),東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第14—15页。
- (25)更抽象一点描述的话,就是“受益圈的扩大和受苦圈的局部化”构造。梶田孝道:《テクノクラシーと社会運動——対抗的相補性の社会学》(現代社会学叢書 15),東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第16页。
- (26)向属于受苦圈的人们支付补偿金不但是可能的,现实中也已经这样做了。对此,梶田之后用“疑似受益圈”进行了概念化。但这是真的受益圈吗?这并不是对于受害的直接消减(舩桥等将之称为“从受益向受苦圈的返流”),不过是以一种金钱补偿的方式,将原本处于相对立场的健康受害用金钱进行了“转译”,从而减少受苦圈,根本谈不上所谓新的受益圈的生成。梶田孝道:《テクノクラシーと社会運動——対抗的相補性の社会学》(現代社会学叢書 15),東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第44—47页。
- (33)海野道郎:《“社会的蟻地獄”からの脱出——共感能力の獲得を目指して》,《関西学院大学社会学部紀要》1982年第45号,第100页。
- (34)参见舩橋晴俊《“社会的ジレンマ”としての環境問題》,《社会労働研究》1989年第35巻第3—4号合併号。
- (35)(36)(39)(40)舩橋晴俊:《“社会的ジレンマ”としての環境問題》,《社会労働研究》1989年第35巻第3—4号合併号,第24、30、40、39页。
- (38)社会两难论和受益圈·受苦圈论是两个根本不同的理论工具。在这里,将受益圈·受苦圈论作为一个辅助工具加以利用,努力构建一个能够对“合理性背反”现象产生的社会两难状况进行说明的理论,才是舩桥的理论构建的基础。
- (41)参见舩橋晴俊《社会制御過程の社会学》,東信堂,2018年,第7—8页。
- (42)参见舩橋晴俊《反訳·編集·補筆=堀川三郎·高娜·朱安新》,《日本環境社会学の理論的自覚とその自立性》,法政大学社会学部《社会志林》2016年第62巻第4号,第21—30页;茅野恒秀、湯浅陽一編《環境問題の社会学——環境制御システムの理論と応用》,東信堂,2020年。
- (43)(45)(46)舩橋晴俊:《社会制御過程の社会学》,東信堂,2018年,第7、7、8页。
- (44)参见舩橋晴俊《組織の存立構造論と両義性論——社会学理論の重層的探究》,東信堂,2010年。
- (47)(50)帯谷博明:《ダム建設計画をめぐる対立の構図とその変容——運動·ネットワーク形成と受益·受苦に注目して》,《社会学評論》2002年第53巻第2号,第55、58—59页。
- (48)(51)(52)参见中澤高師《廃棄物処理施設の立地における受苦の“分担”と“重複”——受益圏·受苦圏論の新たな視座への試論》,《社会学評論》2009年第59巻第4号,第790、743、793页。
- (49)金菱清:《受苦圏の潜在化に伴う受苦と空港問題の視座——受益圏·受苦圏モデルを使って》,《関西学院大学社会学部紀要》2001年第89号,第195页。
- (53)植田今日子认为,“受益圈·受苦圈论模型,鲜明地揭示了公共事业所带来的便益和资源的不均衡、不平等。何况还为普通市民如何就公共性的是非进行追问讨论给出了一种提示,就这一点来说,它在今天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分析视角”。植田今日子:《存続の岐路に立つむら——ダム·災害·限界集落の先に》,昭和堂,2016年,第42页。
- (54)植田认为受益圈·受苦圈论“是把公共事业所带来的便益及其附着资源(补偿金、地域整治事业等)的分配作为问题来处理”。参见植田今日子《存続の岐路に立つむら——ダム·災害·限界集落の先に》,昭和堂,2016年,第41页。括号内文字亦是为原文,即着眼于“分配问题”的视角。此外,植田认为“存在问题”的视角,即“跳过补偿和地域整治事业可能会对事业带来的受害受苦产生抵消影响,而致力于描述受苦的多样性和特性的分析视角”也不可或缺。植田今日子:《存続の岐路に立つむら——ダム·災害·限界集落の先に》,昭和堂,2016年,第44页。后者被视为受益圈·受苦圈论的现代升级版受到关注。
- (55)参见堀川三郎《なぜ原発は東京にはないのか?》,友枝敏雄、山田真茂留、平野孝典編:《社会学で描く現代社会のスケッチ》,株式会社みらい,2019年,第105—113页。